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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王的边塞诗

作者:任文京   发布时间:2011-02-24 19:53:23   浏览次数:1536

 

骆宾王的边塞诗

 

任文京

 

文史知识2007.12

 

唐代边塞诗的高峰期在盛唐,此时名家辈出,量多质高,后世研究者多着力于此,成果亦丰。然而初唐骆宾王的边塞诗无论内容、文化意蕴,还是艺术风格,都颇具特色,在唐代边塞诗中占有重要地位。

 

 

    骆宾王,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因其父在博昌(今山东博兴)为官,幼时便随家北迁博昌父亲任所。高宗龙朔元年(661),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后拜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咸亨元年(670),骆宾王因事被贬,远赴西域从军,不久又到西南边塞,人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仪凤三年(678),归朝任侍御使,因事被诬下狱,次年获释,旋赴幽燕军幕。三次从军,使骆宾王的足迹远达西域和西南、东北边塞,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不仅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生动鲜活的素材,也为边塞诗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骆宾王从军边塞,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公元618年,唐朝统一中国,成为继汉之后又一个强大的帝国。但是,唐朝自开国初期就面临外患,尤其是北方的突厥,势力强盛,屡屡南下,一度对唐朝构成严重威胁。唐朝向边塞调兵遣将,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保卫战。一方面,边塞将帅需要文人进入幕府,为文人走向边塞创造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唐朝初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激发了文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他们洋溢着蓬勃朝气和进取热情,耻于皓首穷经,推崇任侠尚武,渴求建立功业。“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便是生动的写照。骆宾王在《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中也袒露心扉:穷经不沾用,弹铗欲谁伸。天子未驱策,岁月几沉沦。轻生常慷慨,效死独殷勤。诗人价值取向的变化.导致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于是,初唐许多诗人都有出塞从军或使边游边的经历。如王无竞、卢照邻、张宣明奉命使边,乔知之、陈子昂、张敬忠、崔融、苏味道等出塞从军。比较而言,骆宾王出塞从军的次数多,时间长,足迹远,他用亲身经历和细腻的笔触,为初唐边塞诗开拓了一片新奇的天地。

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说: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向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和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四杰之中,王勃没有出塞经历,他的诗歌只能说是移至江山,杨炯有边塞诗却未曾出塞。而卢骆均有出塞经历,尤其是骆宾王的边塞诗,真实记录了他从军数年南北转战的苦乐悲欢,决非泛泛而谈。骆宾王走向边塞,不仅开拓了题材,把诗歌从宫廷和台阁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把边塞诗创作和边塞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摆脱了依凭汉代史书和空想拟作,使边塞诗因为作者亲历而更加真实。更加富有魅力。从边塞诗的发展历史来看,汉魏时期也有“名副其实”的边塞诗,如马援的《武溪深》、霍去病的《霍将军歌》以及曹操北征时期的边塞诗,均是边塞军旅生活的真实写照。南北朝时,边塞诗虽然数量大增,但因南朝诗人受时代和疆域局限。并无一人到过真正意义上的北方边塞。即使是鲍照和吴均的边塞诗,虽气势磅礴,格调高昂,仍旧缺乏边塞的真实感。经过隋代的过渡,到初唐时期,边塞诗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崭新的风貌,它不再是凭借史书遥思边塞写汉代英雄和史事,而是以亲历边塞和战事为基础,抒写自己的所见所感,记述边塞的人物和事件,与时代紧密结合,成为反映边塞生活的形象记录。

 

 

初唐时期,远赴西域的诗人除骆宾王,还有来济和张宣明。前者于显庆五年(660)徙庭州刺史,龙朔二年(662)领兵抗击突厥,后者曾出使西域的三姓咽面。来济只在出玉门关时作短诗《出玉关》,凄惨悲凉,张宣明的《出使三姓咽面》虽激昂豪迈,却未写出边塞风光和细腻的心理感受,均不能和骆宾王相提并论。骆宾王在边塞诗中展示出开阔的地理视野和深沉的历史情怀。更为重要的是,他跨越时空将汉唐两大帝国在其精神世界相互对接,从汉代英雄的不朽业绩中汲取文化营养,变为自己从军的精神动力。对于骆宾王来说,西域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唐朝此时经略的地方.正是几百年前汉代英雄叱咤风云的战场。这就不能不让诗人浮想联翩,走进历史的深处,与汉代英雄进行精神对话。因此,在骆宾王的边塞诗中,时间和空间、地理和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边塞诗提及汉代英雄,始于南北朝。如鲍照《代东武吟》:始随张校尉,占募到河源。后逐李轻车,追虏空塞垣。吴均《出关》: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边城将》:君看班定远,立功不负义。萧纲《从军行》:贰师将军新筑营,嫖姚校尉初出征。可惜上述诗人没有出塞经历,真情实感无从谈起。骆宾王就不同了,他在出塞之前就将汉代英雄引为楷模.到边塞之后这种英雄意识变得更为强烈了。骆宾王在边塞诗中提到的汉代英雄有张骞、霍去病、窦宪、班超、耿恭以及苏武、崔驷、陈平等。我们试引诗做一介绍。其《宿温城望军营》说:“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霍勋。”是指投笔从戎立功西域的班超和北伐匈奴的霍去病,“霍”一作“顾”,“顾”指晋代顾荣,在西域说顾荣,多有不合,且班、霍均是汉代英雄,更符合诗人当时的心情。投笔从戎之际,以班超的业绩激励自己,身在边塞军中,缅怀霍去病的丰功而自我鞭策。他在《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中又说:“献凯多惭霍,论封几谢班。”将霍、班的伟业视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对比之中,故有惭愧之情。据《后汉书·班超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而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于是投笔从戎,立功边塞。据《史记·霍去病传》,霍去病数次领兵抗击匈奴取胜,汉武帝令其视宅第,霍去病发出“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豪迈誓言。班超晚年在西域上书皇帝请求东归,“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人玉门关。”骆宾王《从军行》云:“不求生入塞,惟当死报君。”此处反用班超典,更突出了骆宾王誓死报国的决心。他在《久戍边城有怀京邑》中说“拜井开疏勒”,用汉代驻守西域的名将耿恭典;在《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中又说:“泄井怀边将,寻源重汉臣。”据《后汉书·耿恭传》:耿恭率兵据疏勒城,匈奴围困,截断水源,人马干渴困乏,“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寻源重汉臣”一句乃指张骞.汉武帝曾派张骞等人寻黄河源头。可见骆宾王在诗中提及汉代英雄,不是在搬弄史书典故,而是寻找建立功业的榜样激励自己。出塞从军之前,他在《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中就暗暗激励自己:“勒功思比宪,决略暗欺陈。”窦宪曾北击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陈平是刘邦的重要谋臣,曾设计擒韩信,解平城之围,“凡六出奇计”。骆宾王任侠使气,胸怀阔大,他以一个诗人的身份与历史上的英雄相比。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典型地体现了唐代诗人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骆宾王的精神访古不仅有武将,还有文臣,其《边夜有怀》曰:“苏武封犹薄,崔驷宦不工。”苏武出使匈奴,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崔骃曾随窦宪北击匈奴,指陈时事,反遭罢黜。骆宾王笔下的这些汉代英雄当年在西域、北疆叱咤风云,上演了人生精彩壮丽的一幕,骆宾王将对他们的景仰崇拜之情融铸笔端,充满了要在大唐盛世有所作为的英雄气概。

初唐时期。这种崇汉文化心态在诗人当中是比较普遍的。窦威《出塞曲》:会勒燕然石,方传车骑名。崔浞《塞垣行》: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岂要黄河誓,须勒燕然石。可嗟牧羊臣,海上久为客。”短短六句诗便提到了班超、窦宪和苏武三个汉代英雄。张宣明《使至三姓咽面》:“昔闻班家子,笔砚忽然投。一朝抚长剑,万里入荒陬。”沈俭期《塞北二首》其一“何言投笔去,终作勒铭回”等,都是这种崇汉文化心态的反映,只是骆宾王表现得更集中更强烈罢了。当然,初唐时期的这种崇汉文化心态反映的只是诗人激励自己投笔从戎,建功立业,还未将汉代英雄与唐代的边塞状况联系起来。到了盛唐时期,随着边塞冲突的日益加剧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诗人在汉唐对比之中融进了对时代的忧虑,因而此时的崇汉文化心态便有了更为鲜明的指向性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如高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说:“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在《燕歌行》中又说:“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王昌龄《出塞》慨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都是忧虑边塞危机而呼唤名将。隐含着对时代的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说,骆宾王边塞诗中的崇汉文化心态,是时代文化心理在他心灵中的折射,反映了初唐时期文人对汉代军武精神的心理认同。当盛唐边塞诗人将对边塞现实的忧患意识和崇汉心态融为一体的时候,边塞诗就具有了深邃的历史内涵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力度。

 

 

    骆宾王在他的边塞诗中描绘了塞外迥异的风光。抒发了独特而真实的感受。西域之地远离中原,汉代武将出塞多而诗歌极少,后代对西域的了解多是通过史书。南北朝时期,诗人借史书在边塞诗中建构了一组西域地理意象,而骆宾王笔下的塞外风光则是他亲眼所见,真实可信。如《夕次蒲类津》:

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

 

写秋夜骆宾王在蒲类津所见所感,月照边塞,寒气袭人,壁垒森严,烽烟报警,衬托边塞气氛的紧张和征战生活的艰辛。又如《宿温城望军营》:

虏地寒胶折,边城夜柝闻。兵符关帝阙,天策动将军。塞静胡笳彻,沙明楚练分。风旗翻翼影,霜剑转龙文。白羽摇如月,青山断若云。

 

军营报警的柝声,远处传来的胡笳声,在边塞宁静的夜晚更显凄凉。风吹旗卷,剑明如霜,远处的青山断续若云,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又如《久戍边城有怀京邑》:

季月炎初尽,边亭草早枯。层阴笼古木,穷色变寒芜。海鹤声嘹唳,城乌尾毕逋。葭繁秋色引,桂满夕轮虚。行役风霜久,乡园梦想孤。

 

六月刚过,炎热初退,边塞的野草就枯黄了。秋色浓郁,萧瑟渐起,令人生出无限感慨。

    再如他笔下的西南边塞:

邛关九折无平路,江水双源有急流。征役无期返,他乡岁华晚。杳杳丘陵出,苍苍林薄远。途危紫盖峰,路涩青泥坂。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绝壁千里险,连山四望高。中外分区宇,夷夏殊风土。交趾枕南荒,昆弥临北户。川原绕毒雾,溪谷多淫雨。行潦四时流,崩查千岁古。漂梗飞蓬不自安,扪藤引葛度危峦。昔时闻道从军乐,今日方知行路难。沧江绿水东流驶,炎洲丹徼南中地。(《从军中行路难二首》其一)

 

诗人将他进蜀地入姚州的沿途所见一一写入诗中,邛崃九折坂险要,行路难于上青天,走进哀牢山。如入不毛之地,绝壁险峻,四望如合,毒气弥漫,淫雨霏霏,山高林密。无路可走,只能攀藤引蔓而越。形象生动,真实感人,比起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和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中的描写要真实可信多了。这是唐代惟一一首反映哀牢山和澜沧江的长篇边塞诗,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于骆宾王出塞遥远而时间漫长,所以他在展示边塞风光的同时,也流露出浓重的思乡情感。他感慨夜夜朝朝斑鬓新,岁岁年年戎衣故,鬓发如霜,军戎依旧,当节物变换,炎凉更替,他感慨自己仍在“关山千万里”之外,但功业未建,只能“空馀望日想长安”。他在《久戍边城有怀京邑》中说:“春去年华尽,年来岁月芜。边城伤郢调,乡思绕吴蝓。”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乡思也在与日俱增。他在《边夜有怀》中又说:“旅魂劳泛梗,离恨断征蓬。”将自己比作随波逐流的菜梗和漂泊无依的飞蓬,“惟馀北叟意,欲寄南飞鸿”,思乡的情感婉转而又深沉。最有代表性的是《晚度天山有怀京邑》:

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宁知心断绝,夜夜听胡笳。

 

身在西域军营,心已飞往京城。天山在骆宾王笔下竟是如此安详柔媚,他由天山的云和雪联想到长安的上苑叶和御沟花,尤其是后者,与岑参见到天山雪想起家乡梨花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美妙的联想中隐含着难以言说的伤感。当然,乡愁浓郁并非说骆宾王的斗志消磨了,他是“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也是感情丰富的诗人,渴求建立功业,又思乡情切。他思念家乡的诗歌多作于晚上这一特定的时分,《宿温城望军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边夜有怀》、《边城落日》、《夕次蒲类津》等都是如此。白天军旅生活紧张,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时间慢慢梳理那细腻而真挚的乡愁。把从军的战士和离乡的诗人统一到一起,这才符合生活逻辑,才能全面地理解骆宾王。

 

 

初唐时期,题材的开拓改变了淫靡的诗风,诗歌形式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变革。四杰承上启下,为五律和歌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骆宾王对五言排律和歌行的贡献尤为突出。胡应麟《诗薮》说: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骆宾王篇什独盛。佳者:二庭归望断蓬转俱行役彭山折坂外蜀地开天府,皆流丽雄浑,独步一时。”“二庭归望断是指《夕次蒲类津》,蓬转俱行役是指《在军中赠先还知己》。除此之外,尚有《从军行》、《晚度天山有怀京邑》、《边城落日》、《边地有怀》、《宿温城望军营》等,皆以五言排律写边塞题材,后人对此评价颇高。如方回《瀛奎律髓》评《在军中赠先还知己》曰:“此篇乃字字入律,工不可言。”邢昉《唐风定》评《夕次蒲类津》说:“整丽温夷,气象浑成,无句可摘。”尤其是五言排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全诗共38韵,细腻生动地展示了骆宾王复杂的心路历程,感情抒发摇曳多姿。以长篇歌行写边塞题材,《从军中行路难二首(其一)》是其代表作,全诗共32韵,五七言间用,洋洋洒洒,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极富感染力。这些宏篇巨作,不仅为排律和歌行走向成熟做出了贡献,而且为边塞诗的创作开拓了新的境界。《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敬曰:“宾王《畴昔》、《帝京》二作,不独富丽华藻,极掞天下之才,而开合曲折,尽神工之致。莫言中晚,即盛唐罕有与敌。”套用古人的话,我们也可以说,骆宾王的长篇边塞诗,莫说中晚唐,就是盛唐边塞诗大家,也无人能出其右。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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