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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大全

作者:李岫春   发布时间:2010-10-27 21:57:11   浏览次数:70363

前言

对联,也称楹联、楹贴,俗称对子。它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瑰宝,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对联,是一门雅俗共赏的艺术品类。它有着很高的实用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历来被世人所喜爱。其内容之丰、技法之妙、流传之远、应用之广、作用之多、读者之众非其它文体所比。今天,它已成为人们生活之中无以替代的尤物。 

  对联是中华民族的国粹。神奇的汉字造型以及微妙的对仗效果造就对联这一独特艺术形式。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文字能像汉字这样达到这种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境界。对联所兼备的赋、骈文、诗、词、曲等文学基因,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审美特征和实用价值。它和谐的韵律、匀称的对偶、跌宕的平仄,不但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还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步被周边国家的文人、学者所认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中国汉字的存在,对联这一艺术就不会消亡,而且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对联,小巧玲珑,着墨不多,却寓意无穷。它以洗练的文辞、回旋的音律、巧妙的构思、深邃的意境而赢得世人的青睐,为读者创造出感情丰富、形象鲜明、意韵浓郁的作品。从古代的天子殿堂到现在的平民居室,从古远的园林亭榭到今天的街市店肆,都可以找到它的踪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祈祝庆典、交际装饰、婚丧寿挽、题赠戏谑,大千世界无不涉足,真是“俗雅兼顾趣,古今自纷呈”。 

  对联多依从古典艺术语言,所以它具有典雅、精练、优美的特征。它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使得人们在这一艺术的天国里得以充分的发挥和享受,使人们从中汲取无尽的知识和营养。或状物写景、或咏物言志、或寓意抒怀、或扬善抑恶、或陶冶情操等等,它无不驾驭得法、运用自如。它能引人入胜、发人深醒、耐人寻味、给人启迪。似警钟可清心脾,若号角以励弘志,如明镜能察己过,像金石以鉴是非。它是自然音乐的显现,传统文化的精粹,人文思想的升华,生活哲理的结晶。可谓,“两行墨迹播事理,一缕春风醉古今”。 

  对联属于一门综合艺术,我们说它具有实用性,是说社会上各行各业它都能涉足;说它具有文学性,是说它具备了赋、骈文、诗、词、曲等艺术特征;说它具有观赏性,是说它不仅有可读的一面,当它即成作品,融入书法艺术的时候,就成为可读可赏的综合艺术了。 

  对联艺术凝缩了中国古老的唯物辩证理论,老子曰:一阴一阳谓之道也。对联的出句(即上联)和对句(即下联)即是互对互立、相反相成的阴阳关系,它们代表着事物的两种因素、两个方面,即阴阳、刚柔、平仄、急缓、清浊、升降、迟速、扬抑等,体现了对联这一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对称美和建筑美。 

  然而,千百年来,对联这一艺术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一些人称为“雕虫小技”、“游戏笔墨”,终不能登大雅之堂,否认它作为一独立文体的存在。古人将俗曲、谣谚、评词等写进文学史,却无对联的位置,即使是个人专辑也从不收入。如徐文长、郑板桥、张之洞等人的自编文集里都将对联弃而不录。是谁给人们定下了这一清规戒律,不得而知,可它确实是文坛上一种极不公正的遗风。 

  然而庆幸的是,对联并没有在冷落中枯萎。千百年来,它一直被人们所钟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对联这一古老艺术才真正得到新生,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今天这样使对联艺术得到如此的普及和发展。 

  为此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到了为对联树碑立传的时候了。为适应这一需求,我特编写了这本《楹联大全》,旨在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文化,使对联艺术光明正大地步入文学殿堂。 

  本书重点对对联的创作理论进行全面的阐释,并对所选四百余副对联进行独到入微的点评。所选对联多为经世之作,具有一定的艺术性、鉴赏性,适于初中以上文化水准的读者阅读,也可做为对联爱好者的参考书籍,不失为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如读者能从中得到裨益,作者将幸甚至哉。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所论及联例未免有纰漏之处,恳请读者及楹界方家予以批评、匡谬。 

                 李岫春 

第一章 对联的起源和发展
对联这一文体,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长河中,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历史悠久,渊源流长。究其对联的起源,众说纷坛,尚无定论,较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是:先有了先秦时期的桃符,而后从桃符演变成春联,并与同步发展的文体合二而一,形成了最初的对联形式。对联与其它文体相比,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对偶句形式。要探索对联的起源和发展,就得首先从桃符和对偶句谈起。 

  远在周秦时代,民间就有了在门前挂桃符的习俗,以用于驱鬼除邪。《后汉书·礼仪志》说,“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止恶气。”据传,古代东海度朔山有一大桃树,树下有神荼、郁垒二神,主管万鬼,如遇见鬼祟,他们就把它捆起来喂老虎。后来,民间在春节时,便在桃木板上画上二神像,以去鬼瘴,这就是关于桃符的最初记载。后来,人们将这一习俗继承下来。到了宋代,人们已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将乞求吉祥或驱鬼避邪的联句写在纸上,贴在门上,这就是延续了几千年的门贴。 

  对联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上古书籍中的对偶句的影响。对偶句式、句法,早在先秦之前就已形成。如《尚书》中有“满招损,谦受益”的对句;《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菲菲”的对句;《易经》中有“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的对句;《论语》中的“学而不思则国,思而不学则殆”的对句;《道德经》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都是工整的对偶句。秦汉瓦当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的对句,对工极巧,令人叹止。刘麟生先生在其《中国骈文史》中说道:《道德经》中裁对之法意境变化多端:“有连联作对者,有参差作对者,有分字作对者,有复其字作对者”,还说“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必具。”自觉运用对句艺术应用于创作作品中,始于西汉的司马相如等赋家。赋是一种半文半诗的文体,很讲究文彩和韵律。赋最大的特点是讲究骈偶对仗。到了南朝,诗人以做诗工稳为胜。齐、梁时期,著名诗人沈约创造了“永明体”。“永明体”严格要求对仗和声律,并有了“四声八病”之说(“四声”即平、上、去、入四声;“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南史·陆厥传》说:“永明末……汝南周颙善识声韵‘(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关于永明体诗的声律特征,沈约在《宋书·谢灵道传论》中曾说道:“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这为以后对联走向成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对联究竟起于何时呢?关于对联的起源,楹界对此有多种说法,一般都认为最早的对联是五代时蜀主孟昶的桃符题词。关于孟昶题桃符版事,《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张唐英的《蜀梼杌》、黄修复的《茅亭客话》、梁章钜的《楹联丛话》、还有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识》等都有所载。《蜀梼杌》一书中说,“蜀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个中玄妙,恐非天意。又据《宋代楹联辑要》所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谭,兵部尚书王瑶题句曰:“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园林对联了。 

  但近年有人提出,五代时期除夕题联已成习俗。最早的对联当属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和他妹妹刘令娴所作。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记》有这段记载,说的是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一联于门上:“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妹也作一联:“落花扫仍合,从兰摘复生。”虽然联句欠工,但语句皆为骈丽,又题于门上,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最早载于史书中的对联了。这要比孟昶的那副对联要早四五百年。 

  不少学者认为,对联的成熟年代应为隋唐。这也是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说法。梁朝初年,永明体产生以后,只是为对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而做为一种文学品类,并未形成体系。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它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虽对“声律”、“丽辞”做过精辟的见解,对诗、骚、赋、乐府、颂赞、祝盟、铭、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诸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效十种文体作了详尽的阐述,却未提到对联,这说明对联虽有早于刘孝绰者,但当时并未形成文体,或者并未引起文学家们的关注。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对联产生律诗(五代、唐代)以后,这种说法争议较大,反对者认为,关于对句之间的平仄问题,在唐朝之前已经得以解决,律诗中的句数,用韵相粘的问题和对联并不相干。 

  到了隋唐时期,永明体日渐兴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一些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品”的时风。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诗人们的参与下,对联艺术得到了弘扬。除白居易外,唐代诗人大都有名联传世。如李白的题湖南岳阳楼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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